风雨飘摇的日本金融体系

      160年多前的1853年，美国的炮舰首次闯入日本海域，结束了这个国家的闭关自守政策。他们的到来使日本人对于美国的技术产生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他们对于这些高大多毛的外国佬带来的震荡而感到害怕。这些入侵者们也产生了复杂交错的感情：第一批美国人注意到日本可以提供一些令人激动的商业机会，但也发现这是个令人困惑的地方，缺乏他们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对个性的认同感以及对于利润动因的崇拜。

      双方的许多这些印象至今仍然存在。事实上，如果说有变化的话，近年来，日本经济对于美国人已经变得更加困惑难解，而不是更加容易理解。20年以前，这个国家似乎创造了非凡的经济奇迹，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重建经济。实际上，这个奇迹是如此的不同凡响以至于美国人害怕日本最终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强的经济势力。但是就在那时，奇迹变味了。

      1990年以来，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到150%以上，通货紧缩达到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以来从未见过的程度。同时，日本的银行已经被坏账的潮汐所淹没，坏账之庞大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据日本政府估计，1990年年底的10年间，坏账已经达到1万亿美元，这个总数相当于整个英国经济的规模；私营部门的经济学家估算的数字是它的两到三倍。无论哪个数字，这个问题似乎看不到尽头，使日本陷入它历史上可怕的年代。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金融问题爆发的风险越来越高，动摇着全球市场。

      背负长期代价前行

      为什么情况如此呢？为什么问题久拖未决呢？为什么尽管对于大多数美国人（和其他局外人）莱索，很明显应该采取措施防止一个全面而灾难性的危机，而日本政府却那么不愿意出手解决？

     《拯救日本——泡沫崩溃后的银行危机与华尔街行动》的作者吉莲.泰特是英国《金融时报》驻日本记者站主任，她刻意从“自下而上”的角度，通过讲述长期信用银行的历史，探寻日本经济问题解决之道。长期信用银行在1998年倒闭前，曾是世界上第九大银行，坏账达到500亿美元。它后来被收归国有，出售给新的拥有者——一群美国银行家，他们把它重新命名为“新生”，并尝试引入美国式的管理手段，作为金融改革的一个大胆新实验。

      就实验本身而言，它给日本银行界带来的震动不亚于160年前美国炮舰的到来。在出售长期信用银行前，还没有美国人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如此深入的介入日本的金融界，更不要说改变被这个国家视为神圣的公司管理方式了。换句话说，新生银行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开端。

      长期信用银行——新生银行的传奇要做的是为结构改革提供历史教训：如果一个国家始终试图通过支持已经疲惫不堪的机构来避免短期的痛苦，并且拒绝采用某种“建设性摧毁”的手段——熊彼得的著名术语——来适应变化万千的世界，那么它只能背负一个可怕的长期代价，不仅会失去经济增长，还会毁坏一些生命。

      在一个拥有巨大金融资源的国家——比如日本——拖延的代价能够长期被掩盖；但是捂住问题只会使得解决问题的最终代价更加可怕。日本政府早晚需要正视它的银行内部正在腐烂的困境，全面地、协调地改变政策。最重要的是，日本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更加灵活的方法在它的经济内部分配资金，这样它就可以把资源从已经过时而不再具有生产能力的公司和机构撤出，转移到更加具有生产效率的部门。如果它无法找到的话，日本则注定走向缓慢下沉（最佳可能）或者全面的金融危机（最坏可能）；最致命的是这两种可能的结合。

       致命的鸡尾酒

      书中的关键信条是：无论日本采取何种方法分配它的资金——通过银行家、政府官员、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或者这些手段的结合——它都需要找到一种更加有效而灵活的方法，使得它的经济能够适应万千变化的环境，淘汰已经失败的企业。

       日本今天的悲剧在于它处于一个边缘状态，无论是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还是银行，或者政府官员，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推动快速的改变。结果，老的一套公司治理方法已经不再起作用，导致了金融业的日益衰弱、停顿而陷入瘫痪。

       真正问题是通货紧缩和银行问题相互感染：通货紧缩也许产生坏账，但是价格下降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经济里面存在过多的生产能力，同时银行不断给奄奄一息的公司注入新的资金。一个主要问题是日本从没有让市场自然决定任何“平衡价格”——或者一个投资者相信价格不会继续下降的水平，然后在这个价格水平上购买资产。相反，由于政府一再在市场上搅合，人为抬高价格，投资者不相信现在的价格已经反应了真实的价值。市场上有一种烦人的不安全感——以及价格将来还会继续下跌的恐惧感。通货紧缩和坏账问题已经酿成了一杯致命的鸡尾酒。

       Tip:日本面临着“不破则不立”的抉择，同时又缺乏能够推动迅速变革的力量，只能“苟延残喘”。不禁让人想起了《菊与刀》，一种集体主义下对于个性的抹杀，最终压制了颠覆性创新的产生，日本的“自我拯救”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