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入主中国，共11主，109年，剔除首尾的3任皇帝，其他元代皇帝的平均在位时间仅有3年，一方面与蒙古人有推举部落首领的传统有关，这导致实力夺取政权成为常态，中原的继承制具有传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与蒙古人不愿汉化，实行儒家德治统治有关。

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统制地域扩大了，统制所面临的新问题也产生了：应当怎样改变草原游牧民族的统治方式来适应中原的农业社会呢？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已经找到了一个“治天下匠”，名叫耶律楚材，他帮蒙古贵族完成了这一转变。这也是此后元世祖忽必烈能够在位长达35年，其儿子，元成宗铁木耳在位13年的原因，成宗被誉为“善于守成”之君。

耶律楚材是个精通汉族文化的契丹人。他是辽朝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父亲耶律履在金朝做过尚书右丞。他从小博览群书，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医学，三教九流，无不精通，他也做过金朝的校官。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攻下中都，听说耶律楚材很有才能，就下令召见他，让他在自己身边做事。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任事近30年。

耶律楚材面对的元代政治体制相对中国传统的统治，实行了全面的倒退，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评价的：“蒙古人即看不起汉人、南人，因此也不能好好的人用汉人、南人，而只有他们中间的坏劣分子。他们欠缺一种合理的政治理想，他们并不知所谓的政治责任，因此也无所谓的政治事业。他们的政治，举要言之，只有两项：一是防制反动，而是征敛赋税。”

元代划分了确定的阶级界限，蒙古人是军人，同时也是贵族，享有政治上种种特权，又多用色目人为其经营财利，剥削生意。色目人包括西域各部族，大体是商人。汉人代表了佃户和农民，汉人即原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即原金人统治区人民。汉人中地位较高的就是工匠，蒙古人有“军临屠城，唯匠得免”。南人，是长江流域以南中国人，即原来的南宋统治区人民。汉人和南人不得为正官。

当时社会有十色的传说，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官和吏是贵族，僧和道为宗教，也相当于是贵族，在蒙古的政治局面中，僧侣占有很高的低位，例如，世祖至元6年的时候，国师八思巴为蒙古创立了新字，此前，蒙古没有文字，必须使用文字时，借用畏兀儿文，畏兀儿就是高昌回鹘，就是现在的维吾尔语，八思巴倍世祖尊号为“大宝法王”，皇家佛事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3，寺庙也拥有盛大的产业。

医和工是平民中地位较高的，猎和民，在元代由捕猎鹰人，籍属鹰房总管府。民是汉人和南人中务农的人。儒就是当时的民间自由学者，是春秋时代封建社会渐次破坏所产生，是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一个特别重要的流品，蒙古人眼光和政治设施而言，不能了解其地位，认为儒不能入伍打仗，不能筹谋划算为主人增值获利，不能医生，匠人，打猎，供主人特别的需求，也不能像农民一样纳税，那么蒙古人就认为儒与乞丐同列。
蒙古人不能任用汉族的儒臣，他们倒是任用了契丹儒臣耶律楚材，以实现进驻中原的统治。太宗时，耶律楚材曾说：“制器者比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

元代经济呈现三元结构，在中原主要是农耕经济，在蒙古高原和草原仍是游牧生活，同时注重商业经营，雇佣色目人管理敛财。

蒙古人的政治事业最重要就是两个一是防治反抗，二是征敛赋税，元代税收有“扑买”制，与宋代的包税制相似，蒙古太宗11年，刘廷玉以白银140万两扑买天下课税，耶律楚材谏言不可，蒙古太宗窝阔台才没有答应，后来回回人奥都敕合蛮请求以220万两扑买，耶律楚材虽然力谏言，窝阔台却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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